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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猜忌”缘何而来

贾拥民 | 文

《贸易的猜忌》一书,是译文出版社“西方政治思想译丛”的一种,但是它其实是一本讨论政治经济学起源的经济学思想史著作。

《贸易的猜忌》(英)伊斯特凡·洪特著。霍伟岸等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4月

马克·布劳格在他的传世名著《经济理论的回顾》中,讨论过“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相对主义关注理论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历史重构的方法则要求在评价以往的思想家的思想时,要从他们本人的立场去理解,尽可能好地重构他们提出自己的思想时的情境。

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一书中采取的就是相对主义或历史重构的方法。全书围绕政治与经济的互动,重构了近代(尤其是18世纪)欧洲的思想史。

洪特回到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文本和面对的问题的情境中去,深入细致地检视了他们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商业社会和国际经济竞争秩序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的主题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起源。

洪特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在政治观念上只是“二流”的。他建议,我们应该抛弃19世纪和20世纪的概念包袱,回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最初开始成为政治理论核心议题的那个时期”去,即回到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那里去。

当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

“贸易的猜忌”一语取自休谟的名篇“论贸易的猜忌”。这是一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道出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特定关联。贸易指涉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指涉的则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贸易的竞争最终表现为国际竞争;猜忌的行为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

地理大发现之后,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国际贸易上的成功成为事关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的大事。“贸易的猜忌”象征着经济具备了政治属性。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开始了。洪特认为,休谟的论著提供了理解这个时代的分析线索和历史线索。

经济与政治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影响经济,经济也影响政治。认识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在17世纪之前,贸易从来没有成为“国家事务”。休谟的深刻洞见是,到了近代,国与国之间出现了“贸易的猜忌”,而这正是古代人的政治与现代人的政治的分野所在。

洪特沿着休谟指出的方向,铺陈了“贸易的猜忌”的历史沿革,勾勒出了欧洲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简史,并在此过程中明确了诞生于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洪特认为,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克服国家的二元结构,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和民众自由,而这必然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并引发贸易的猜忌。而且洪特的判断是,贸易的猜忌重新界定了现代政治。洪特还据此认定,霍布斯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或新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因为他“拒绝将经济和商业社会看作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洪特看来,由于经济成了最大的政治,是否将经济、贸易视为最核心的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就成了现代政治学的标志。因而,第一位现代政治理论家应该是大卫·休谟;当时的集大成者则是亚当·斯密。

贸易和战争是经济发动机

洪特没有过多地讨论为什么经济会成为国家的中心事务。他可能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然后,洪特追溯了贸易猜忌的起源。

洪特认为,共和主义与贸易的猜忌有关。共和主义要求保证共和国免遭外国的奴役,因而将国家安全视为国家的一个根本目标。

这是一种“必需的政治”,原本不具备侵略性。但是,它很快就演变成了“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不限于自卫,而是扩展到了“荣耀、海外帝国以及远程贸易”。到了法国绝对王权时期,国家理性和商业利益非常引人注目地纠缠在了一起。国家理性与重商主义的结合,长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果实。洪特指出,正是贸易的猜忌把爱国主义变成了民族主义,“并且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免,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和商业竞争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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