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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低碳转型之路

文:邹骥 崔学勤  

编辑:朱弢  

低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基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能源资源禀赋、特定的科技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及特定的社会意识基础与价值判断和体制能力等因素,而最大限度提高碳生产率的一种发展模式。

在索罗等人开创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并未纳入对气候变化、环境这样外部环境因素的考虑。然而,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观测和理论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是显著存在和巨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研究保障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应对之策,其重要性显而易见。

201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威廉·诺德豪斯因其“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的研究工作,与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共同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奖励的是诺德豪斯在几十年前所做的学术贡献。作为气候变化经济学最重要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诺德豪斯出身“主流”经济学,但自上世纪70年代起,他敏锐地认识到,大气有限的温室气体容纳空间和具有全球外部性的温室效应,可以颠覆经济发展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诺德豪斯将个人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彼时尚十分冷门的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

诺德豪斯此后的研究工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将经济系统和环境生态系统整合到同一个综合框架中进行分析,即经济系统的运行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造成气候变化并带来经济损失,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又反过来对经济系统形成反馈。

诺德豪斯的工作,创造性地开发了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跨期费用效益分析框架,使得对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措施的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分析成为可能。

事实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因为西方开始进入后工业化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支在内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经典著作应运而生,气候经济学在中国参加巴黎协定谈判的准备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面也得到了大量应用。

以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中国作为最大的、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也正面临转型压力。种种发展的新瓶颈和新变动与趋势表明:以往依靠要素投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应有条件和动力转换到依靠知识、技术、治理而提高效率支撑增长的发展阶段,从而缓解透支自然资本带来的社会代价。

从三个维度实现低碳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过去高速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及相应的能源、土地、水、矿产品和环境容量资源(或者对环境质量的损失)等要素投入的支撑。

然而,能源消费总量的持续上升,环境污染压力、能源与水资源安全等问题已逐渐成为约束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此外,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廉价劳动力供给趋近刘易斯拐点;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劳动力等要素供给的稀缺程度不断上升,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大量过剩产能和沉淀投资使经济系统承担了沉重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对优良环境质量及健康、舒适生活质量的需求之间的差距形成反差;宏观经济的债务、金融、环境等系统性风险有所增加。

在近期,中国还因国际贸易条件变化而面临着净出口不确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下行压力。在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和重化工业发展受限或乏力之时,新的增长点依然在酝酿之中,能否最终形成有效需求、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还有待观察。

中国发展还越来越面临着日益严格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这一约束既是挑战,但其中也蕴含着机会。它和中国经济发展步入转方式、调结构、升级换代阶段的要求存在着某种吻合,都要求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而提高要素效率,要求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模式和土地利用结构的转换,要求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效率取向型的变迁,以适应要素结构和稀缺程度的变化,摆脱现有的要素比较劣势,形成新的要素比较优势。由于碳排放与其他局地污染物排放是同根同源,比如都是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所致,因此恰当应对碳排放约束,会成为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助推器或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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